【汇旺担保】 动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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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对重要范畴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,“动”与“静”这两个概念的含义,比通常物理学上所讲的运动、静止的含义要宽泛得多,复杂得多。如,变易、有欲、有为、刚健等都被纳入“动”的范围,而常则、无慾、无为、柔顺等则被纳入“静”的范围。因此,它被广泛地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各方面的问题,包含著丰富的内容。

宇宙论或本体论

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,一般都肯定天地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,但一深入到动静关系问题,看法就很不一致。先秦道家老子是较早从宇宙论方面来探讨动静关系的,他认为“静为躁君”,静为根本,说“夫物芸芸,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,静曰覆命”。要求人们“致虚极,守静笃。万物并作,吾以观复”。老子这里所说的“静”,主要含义不是一般意义的“静止”,而是与有欲、有为相反的无为、无名、无慾,“生而不有,为而不恃, 长而不宰” 的自然状态。这种思想在魏晋玄学家王弼那里,有进一步的发展。他释老子“归根曰静”时断言:“凡有起于虚,动起于静”(《老子》十六章注),并且进一步认为:“动复则静,行复则止,事复则无事”,“凡动息则静,静非对动者也”。这是说,静不仅是根本的,而且是绝对的。

比较多的思想家从动静相互依存、包含或转化等方面来探讨其关系,最后才归结为以动为主或以静为主。《易传·系辞》认为: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;“夫干,其静也专,其动也直,是以大生焉。夫坤,其静也翕,其动也闢,是以广生焉”。认为乾坤的动静交替,产生了万物。东晋著名佛教徒僧肇主张,“即动而求静”,“必求静于诸动”,“不释动以求静”。他通过动静不离的说法,推论出所谓“动静未始异,而惑者不同”,把动静的差别完全归结为主观的妄觉,根本抹杀客观世界的运动。他鼓吹“旋岚偃狱而常静,江河竞注而不流;野马飘鼓而不动,日月历天而不周”的“物不迁论”。这种以静为本的理论,是大乘空宗中道观在动静问题上的表现。以后,宋明理学家对动静的依存、转化关系有进一步的探讨。周敦颐在《太极图说》中说:“无极而太极,太极动而生阳,动极而静,静而生阴,静极复动。一动一静,互为其根”。他看到了动静之间互相依存、转化的关系;还把动静区分为太极之动静与万物之动静两种型别,认为前者是“动而无动,静而无静”,即动中有静,静中有动。后者是“动而无静,静而无动”。这种区别是不科学的。程颐提出“动静无端,阴阳无始”,肯定动静的相互转化。但强调动的重要,他说:“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,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。非知道者孰能识之”(《程氏易传》)。朱熹发挥了周敦颐和程颐的思想,他说:“动静二字,相为对待,不能相无。……若不与动对,则不名为静;不与静对,则亦不名为动矣”(《朱文公文集·答胡广仲》)。又说:“阴静之中,自有阳之根;阳动之中,又有阴之根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四)。认为动静“回圈错综,不可以先后始终言”(同前)。他较明确地说明了动静既互相对立又互相包含的辩证关系。朱熹还接受了周敦颐两种动静型别的区分,而且为了与其“理为主”、“理生气”的本体论一致,最终还是推汇出静者为主,动者为客,“静即太极之体也,动即太极之用也”等以静为根本的观点。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,在动静不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动为根本的观点。他说:“太极动而生阳,动之动也;静而生阴,动之静也。废然无动而静,阴恶从生哉?一动一静,阖闢之谓也。由阖而闢,由闢而阖,皆动也”(《思问录·内篇》)。又说:“太虚者,本动者也,动以入动,不息不滞”。认为整个宇宙永远运动著,没有静止之时。所谓静,也只是“静者静动,非不动也”。他还认为动静之间的关系是“方动即静,方静旋动。静即含动,动不舍静”。宇宙间只有动中之静,没有绝对的静。王夫之对于动静关系的认识,达到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最高水平。

人性论或修养论

《礼记·乐记》中说:“人生而静,天之性也;感于物而动,性之慾也。”这是最早明确提出的性静欲动说。同时,《乐记》进一步说到,由于“物之感人无穷”,“灭天理而穷人慾”,那就会做出“悖道”、“作乱”之事。基于这种观点,主静说在中国古代修养论中佔居了主要地位。老子虽没有明确提出性静欲动说,但他认为,“五色令人目盲,五音令人耳聋,五味令人口爽”,主张人们复归于朴,做到无为无慾;“不见可欲,使民心不乱”。他以“清静为天下正”。庄子要求人们做到 “形如槁木,心如死灰” 和“心斋”、“坐忘”等,使修养论上的主静说达到了极端。至宋明理学,人性论、修养论中的主静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。首先,周敦颐明确提出“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,而主静,立人极焉”的主张,把“主静”作为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。程颢和程颐继承周敦颐的思想,认为“性静者可以为学”。但是,二程为了与佛道的虚静划一界线,因此以“居敬” 说来代替“主静” 说。程颐说:“敬则自虚静,不可把虚静唤做敬”(《二程遗书》卷十五)。强调“敬” 不同于 “槁木”、“死灰”的虚静,不是绝对的、消极的静。朱熹又进一步发展了二程的思想。当他回答学生提出的“存养多用静否”问题时,明确地说:“不必然”。他认为,“事物之来,若不顺理而应,则虽块然不交于物以求静,心亦不能得静”。其实,“动时也有静,顺理而应,则虽动亦静也”。所以,他主张在修养上应当“动时也做工夫,静时也做工夫”,“当动而动,当静而静,动静不失其时,则其道光明矣”(《朱文公文集·答许顺之》)。朱熹的这些论述比周敦颐进了一步。但在修养论方面朱熹仍然强调以静为本。如说:“敬字工夫,通贯动静,而必以静为本”;“静者养动之根,动者所以行其静,动中有静”等等。至明代,陈献章仍宣扬主静说;王守仁则进一步发挥动静不离说,他认为,静是心之体,动是心之用,既应存此体,也不应废其用,“君子之学,无间于动静”,应该“知得动静合一”之理。他认为“人须在事上磨,方立得住,方能静亦定,动亦定”。但他又说:“循理之谓静,从欲之谓动。……故循理焉,虽酬酢万变,皆静也”。从存理灭欲的根本道德来讲,他依然是主静的。在修养论上,王廷相、王夫之等提出主动之说。王夫之认为,人性并非一成不变的,而是“习与性成”、“日生日成”的,性不能离情,理不能离欲。因此,“与其专言静也,无宁言动”。“圣贤以体天知化,居德行仁,只在一动字上”。其后,颜元亦提倡修身以动为主。

认识论

古人以水为镜,认为经验告诉人们“水静则明烛须眉”,人心静也能明烛万物。《庄子·天道》说:“水静犹明,何况精神!圣人之心静乎!天地之鑑也,万物之镜也。”《管子·心术上》认为“静因之道”是认识主体与认识物件取得相符的主要方法。它说:“毋先物动,以观其则,动则失位,静乃自得”,“去欲则寡,寡则静矣。静则精,精则独矣;独则明,明则神矣”。荀子进一步发挥了《管子》的思想,把“静”作为认识主体修养的重要方法之一。他说:“心未尝不动也,然而有所谓静,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。”又说:“人心譬如槃水,正错而勿动,则湛浊在下,而清明在上,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”(《荀子·解蔽》)。因此,“将思道者静则察”。在认识论中注重虚静其心有其合理的一面,但失之片面则会陷入“绝物而始静”、“离物求觉”的歧途。王廷相批评说:“近世学者之弊有二:一则徒为泛然讲说,一则务为虚静以守其心,皆不于实践处用功,人事上体验”(《王廷相哲学选集·与薛君采书》)。因此,王廷相、王夫之、颜元等均强调“行”、“践履”等活动在认识上的重要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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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sted on 11/18/2022 in 汇旺担保 by 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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